東亞知識是如何在十九世紀時的大英帝國產生的呢?這看似是一個極廣泛的議題而難以入手。然而,只要我們從政經帶動文化嬗變的角度思考,並以實際外交事件作為歷史線索,旋即得出比較確實的歷史圖像。鴉片戰爭後英國利用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在華獲得龐大利益,不單擾亂了東亞的政治秩序,瓦解了過去以中國為首的漢字圈文化權力,更驚醒了列強,急趕加入瓜分中國及周邊東亞地區的需要,以此制衡英國在遠東的勢力。為了箝制法國於安南(越南)日益擴張的勢力,並遏止美國於江戶開港後的利益,英國先後於這些東亞國家簽訂不同的條約,逐步派遣譯員及領事駐守這些地區,處理外交及商務工作。然而,英國在過去並無累積深厚東亞知識,十九世紀中葉才剛剛步履蹣跚地建立漢學講席,目的就是要成立譯員課程,協助處理中英外交實務,那麼,在同一時間又如何突然應付日益繁重的東亞情報及外交工作,特別是處理東亞發揮著極大影響力的日本呢?本文以多項學界首次出土的原始歷史文獻(包括外交部檔案(Foreign Office records)、大英博物館檔案(British museum archive)、牛津大學檔案(Oxford University archive)及國王學院校史檔 (King’s College University archive)、倫敦印度辦公室圖書館檔案(India Office Library archive)等,倫敦印度辦公室圖書館檔案(India Office Library archive)、英國的傳道會檔案(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等等,旨在發掘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第二任漢學教授佐麻須(James Summers; 1828―91)的事蹟,並以他的生平作為經緯,反映大英帝國在功利目的主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