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旨在研究日本自二次大戰戰後的安全保障政策,並論述較之新現實主義和建構主義,守勢現實主義在解釋日本戰後安保政策上最具有解釋力度。本文首先就歷史的脈絡依序扼要介紹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影響日本安保環境的諸多歷史事件,以及日本在安保政策上的演革。越戰和冷戰無疑在日本的安保政策變革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前者間接促使日本的自衛隊實力逐步加強,後者則清楚刻畫了對日本威脅之來源的變遷。透過歷史的回顧,不難發現日本雖然和英國同屬海島國家但卻四面楚歌,先有蘇聯大軍壓境,後則有中國與北韓的潛在威脅。其次的研究則發現過往對於日本安保政策與國際關係理論之間關聯之研究仍有不足,且各派國際關係理論所提出之論點多有矛盾之處。據此,本文先就過往依循守勢現實主義對日本安保政策做出研究的學術成果做一介紹與整理,並瞭解到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出現不但修正了新現實主義,也使守勢現實主義產生了新的變型。考慮到本論文的分析對象為日本此一單一國家,而非整體的國際環境,因此本論文利用新古典現實主義中的守勢現實主義變型:威脅平衡理論和攻守理論來對戰後的日本安保政策進行分析與研究,論證守勢現實主義的解釋力。最後,則運用核武與飛彈防禦政策為例,進行案例的研究與探討。 戰後的日本雖然在憲法上揚棄了擁有發動戰爭的武力,但卻因為韓戰爆發而在美軍的要求下進行再武裝。因應蘇聯日益加強的軍事威脅以及美軍因越戰的陰霾而撤出亞洲的事實,日本在冷戰時期大幅在質與量上增進軍事能力,這點顯然與建構主義的論述有所牴觸。然而,做為經濟超強的日本卻終究沒有背棄與美國的同盟關係,其堅定維護日美同盟的決心使得新現實主義基於權力平衡而做出之「日本必然將會平衡美國」的假設同樣失去說服力。上述兩者乃戰後學界賴以解釋日本安保政策的兩大國際關係理論,卻皆有其論述上的缺陷。相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