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ral migrant workers' coping style,traditional personality and poverty attribution style

目的 探讨农民工的应对方式、传统人格与贫困归因的关联模型,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大陆的贫困问题,挖掘出容忍制度不公的因素.方法 采用中国大陆版贫困归因问卷(CMPAQ)、简易应对方式问卷、韧性量表、中国人个性量表(CPAI-2)的内控-外控和节俭-奢侈分量表,对398名男性农民工进行施测,有效被试301名.结果 ①描述统计:农民工被试群体的积极应对方式高于常模[(1.92±0.45)分]、消极应对方式低于常模[(1.46±0.66)分],韧性得分低于常模[(60.98±14.26)分],勤奋(内控)和节俭得分高于常模[(5.53±2.17)分,(7.48±1.77)分];农民工在各贫困归因分量表上的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个人能力[(3.72±0.78)分]、社会制度[(3.45±1.03)分]、负担命运[(3.25±0.90)分]、地理环境[(3.07±0.97)分]和个人品质[(3.03±1.04)分].②回归分析:采用积极应对方式的农民工更倾向于做个人能力归因,而采用消极应对方式的农民工更倾向于做负担命运、社会制度和地理环境归因.高韧性的农民工更倾向于对贫困做个人能力归因,高内控的农民工更不倾向于做负担命运归因,节俭对所有贫困归因因子的回归均不显著.除了消极应对方式外,应对方式与其他人格变量对社会制度因子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结论 农民工具有一些积极健康的心理资源,它们促进农民工对贫困现状作了高的个人能力归因,但是却一致存在容忍制度不公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