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nt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Obstetrics in Modern China,1858-1937

我国传统产科关注的是妊娠养胎及产褥调理，认为分娩是“瓜熟蒂落、栗熟自出、自然之理”，横逆不顺的原因多半在于产妇不能忍痛或者坐产太早，有时甚至归因于道德因素。对于分娩本身乃至应该如何应对难产大多时候是无能为力的。这意味着，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产科学知识与技术，基本上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这个移植过程，毫无疑问是中国近代医学史上非常引人瞩目的一个部分，产婆被取代或改造、住院分娩、分娩干预技术的使用这些与西方国家类似的产科发展经验可以说在近代中国都发生了。18—19世纪西医产科学发生了巨大变革，随之形成了近代西方产科体系。这一新的产科体系伴随着晚清以来的西学东渐传入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也促使了中国产科学的近代化的转变。本论文以1858—1937年为研究阶段，以近代以来的各种产科书籍及其外文底本，晚清民国期刊库中与产科相关的报刊资料，部分医院及学校的工作年报和档案，以及与博士论文主题相关的国内外出版物和论文为史料来源基础，在传播学的视角下，采用内史与外史结合的方法，系统地探究近代不同时期从不同国家和地区传入中国的产科学著作的作者译者、版本流变、主要内容、术语表达、知识特点和重要影响，并通过比较不同的著作，分析产科学术语和知识体系的演变；探讨西医产科技术的引入、传播及其带来的思想观念变迁；考察西医产科学通过产科教育和实践进行传播的过程；分析近代中西医产科学的论争与汇通以及国人对西医产科学的受容。研究发现西医产科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不是简单的知识转移，而是有选择的移植和本土化。产科学知识与技术主要通过产科书籍的译介和编撰，产科医疗实践以及教育进行传播，医学界是最直接的推动者，但政治、文化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也处处存在，国家通过妇婴卫生介入分娩及相关法令的实施，中国传统的生育习俗和性别文化，强国强种和妇女解放的社会思潮均在产科学知识与技术的传播中发挥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研究西医产科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还可以看到知识、技术、观念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思考西医产科学传播中的社会文化回响以及女性的性别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