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roversy over zone expropriation of Miaoli Dapu farmlands: exploring the issue of the deliberative democracy

1986年，為因應國家社會經濟經需要，通盤檢討修正「平均地權條例」，有關區段徵收之補償地價，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除可領取現金補償費外，如經土地所有權人之申請，得以徵收後可供建築之土地折算抵付（即抵價地）。準此，創造出抵價地式區段徵收，政府視為「政府與民間合作開發，同霑開發利益」。1990年，行政院核定「凡都市計畫擴大、新訂或農業區、保護區變更為建築用地時，一律採區段徵收方式開發」，此後，區段徵收成為政府取得公共設施用地之主要方式之ㄧ。 由於地方政府財政困窘，已無法透過一般徵收取得公共設施用地，遂透過區段徵收以進行土地開發，地方政府將剩餘之可建築用地得予出售或標售，作為挹注地方財政的萬靈丹，浮濫圈地應運而生。如大埔、機場捷運A7等。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各國莫不提高糧食自給率，日趨重視農業生產環境及生態保護；反觀臺灣，政府卻以經濟發展為由，啃蝕優良農地。 臺灣實施抵價地式區段徵收將近三十年，為何大埔農地區段徵收成為最經典，最主要係因劉政鴻之縣長任期將屆，急於完成各項重大縣政建設，他承認大埔案在執行前，欠缺與人民溝通及協商，才會引起農民極大的抗爭。現今的代議制度，選民對當選後的民意代表，缺乏督促究責的機制，又加上政黨的介入，主導整體的運作，無落實民意政治，致引發政治失靈；嗣有「商議式民主」的產生，鼓勵民眾與公共政策的商議，強調主動參與、公開透明及包容每個人的意見，彼此尋求共同的公共利益，以補強目前民主政治的運作。 目前政府辦理區段徵收欠缺公共利益、資訊公開、民眾參與及正當法律程序等，嚴重侵害基本人權，造成諸多社會問題，爰建議一一改正，以避免繼續衍生土地商品化、都市蔓延及工業用地等閒置等情形，應加強重視農民之工作權、財產權、生存權，以及農民對土地的情感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