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伊斯蘭教育的多元變遷與適應—以當代蘭州「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為例

伊斯蘭教入華一千三百多年來，其顯著的適應性與適應能力在歷史進程中獲得彰明。其一為其對於他文化—中國文化的適應力，中國穆斯林成為中國儒文化與伊斯蘭文化的雙重載體，於此乃擴充了伊斯蘭於中國發展延續的可能時空。其二為其振聾發聵的適應動能，每當伊斯蘭勢衰受挫時，中國穆斯林總會發起文化復興運動以振衰起敝。中國穆斯林文化復興運動與伊斯蘭教的適應性實為一體兩面，欲深究中國伊斯蘭教或穆斯林史，此議題不能不探。 迄今為止，中國伊斯蘭教／穆斯林史上曾出現三波穆斯林文化復興運動的高潮—第一波為明末清初「學人寥落、經文匱乏」、「慨道不大著、教恐中湮」之際所起的回回「文藝復興」；第二波為清末民初國勢不振，民族自信低沈之時，作為中國新文化運動一環所起的「穆斯林新文化運動」；第三波為一九七Ο與八○年代之際飽經反封建鬥爭與文革宗教壓抑後的宗教低迷氣氛中所起的「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筆者所稱）。值得留意的是，此三波文化復興運動均藉由改良式伊斯蘭教育為途徑與內涵以竟其功—第一波：經堂教育，第二波：新式回民教育，第三波：新時期多元化伊斯蘭教育（筆者所稱）。其中第三波由當代回族主導、正方興未艾推進中的「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事關中國伊斯蘭教與穆斯林少數民族未來發展前景，但學界卻尚未有人深入探究，因此筆者乃率先投入此十分重要且有幸躬逢其時的課題研究中，並以位居當代中國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核心且居領導地位的蘭州地區作為研究場域。 「文化復振／復興運動（revitalization movement）」乃指文化在不斷適應其境遇的變遷歷程中的一種特殊的文化動理現象。最早提出「復振運動」一詞的安東尼．華萊士（Anthony Wallace）為其所下定義是「社會成員的一種蓄意的、有組織的、有意識的努力以建構更滿意的文化」； 並指出復振運動非罕見現象，而是人類歷史上反覆出現的特徵，同時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當代蘭州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即符合上述定義與界說，並且屬於復興運動中的「本土運動」類型。在林頓（Ralph Linton）的定義中，本土運動乃指兩個文化接觸時，某一文化的部分成員因外來文化的壓力，企圖保存或恢復其傳統文化的若干形相之有意的及有組織的行動。 易言之，本土運動即為文化接觸變遷衝擊下所產生的一種重整反應；此種反應則常因接觸的屬性、不同的文化結構與特殊的處境而有各種不同的表現，而這些不同的表現乃是藉以瞭解文化歷程最重要的材料。 以伊斯蘭文化為本的穆斯林社會可說是中國大社會中的小社會，以「本土運動」的視角，研究「社會中社會」及其文化對外來文化的重整反應，自具有重要而特殊的現實意義與學術意義。 本論文乃以蘭州市為經，以當代「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為緯，以回族伊斯蘭教育（即復振運動的主要路徑與內涵）—為觀察核心，自民族學視閾來探究回族伊斯蘭教育多元變遷與發展的特色和意義，並自其展變遞演中分析回族的社會文化適應問題，並以此為視窗進而分析西北都市回族「族」、「教」邊界消長、族群意識與認同之動態變遷與內在意涵—從中釐清與詮釋當代蘭州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與回族伊斯蘭教育之間的互動理路與意義及其前景；也再一次梳理伊斯蘭與穆斯林民族在中國社會中的適應機制、功能與角色。 伊斯蘭教育積極尋求適應不斷變遷的社會文化場景的主要目的，往往在於促進穆斯林文化的振興，進而促進族群意識的強化、鞏固族群內部的認同，並進而促進穆斯林族群的發展。回族主導的蘭州新時期多元化伊斯蘭教育跨越不同性別、年齡、職業、階層與地域，帶動了當地穆斯林文化復興的熱潮，而其若與歷史上的經堂教育、新式回民教育相較，則明顯掌握了新優勢—其型式、途徑、內涵與參與者均更為多元，也擁有新條件（回族的族、教雙重身分、意識與認同）與新資源（新科技與新媒體），但卻也存在威脅與隱憂—穆斯林群體內部的衝突、官方對宗教發展的疑慮以及復振運動理想與現實的落差等。此外，從歷史視角進一步觀察蘭州回族伊斯蘭教育的變遷，可發現其呈現「與時遷移，應『境』變化」的適應意義；歷史上與當代的蘭州穆斯林在不同歷史階段中不同「身分」的轉換與變遷（回回／回民／回族）下所開展的伊斯蘭教育均為結合了「傳統內涵」與「當代特色」的文化適應的產物。 在今日蘭州回族新時期多元化伊斯蘭教育的各個場域—伊斯蘭教經學院、新式經堂教育、伊斯蘭精銳與基層女學、各類社區阿文教育班、民族幼兒園、穆斯林民辦刊物、穆斯林網站與穆斯林圖書館等均可見伊斯蘭與穆斯林民族再一次展現文化復興、振衰起敝的適應企圖與能力，而筆者試圖釐清的不僅是穆斯林文化復振前景的走向，更重要的是，從中歸納分析「本土運動」視角下回族等穆斯林族群的文化變遷與重整動能、機制、歷程與社會文化適應機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