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南宋朱熹(1130~1200)晚年編撰的《儀禮經傳通解》為題材,希望透過對該文本的深入考察,能夠明瞭朱熹撰著的背景與動機。論文的第二章與第三章,先處理「禮」的範圍及所指。首先透過史書〈禮樂志〉、〈郊祀志〉,瞭解自秦漢以降,「周禮」演變的脈絡、表現的型態。本文認為西周是禮樂的典範,自秦漢以後,因應時代的需要,逐漸演變為「經」與「制」二途。前者以儒者經生為代表,成果是三禮文本的形成;後者回應統一帝制的時代需求,表現為國家禮典的蓬勃發展。二者的關係歷代分合不一,視經術在政治中是否具領導作用而定,而《大唐開元禮》是經、制結合的新典範。宋儒接收的「禮」,包含了西周以降的歷代因革,因此也包含「經」、「制」二個面向。但由於時代需求的改變,政治體制轉向於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因此「禮」之「制」由國家禮典轉為秩序意涵,並由於理學思潮的興起,進一步地使「禮」之「經」也內化為儒者的涵養。 論文的第四章起,首先探討朱熹撰著《儀禮經傳通解》的時代因素,歸結於南宋光宗朝的朝政紛擾,也因此確立「禮」在朱子學思中的位置。第五章以後,進入《儀禮經傳通解》的文本解讀,分為「家禮」(第五章)、「鄉、學禮」(第六章)、「王朝、邦國禮」(第七章)三部分。各章的研究方法,首先將各禮所編集的文字材料表列,並整理出各段文字主旨,再配合現今南宋制度的研究成果,分析朱熹所以撰著的背景。如家禮是以近代家族宗法的形成為背景,而鄉學禮是以地方士人活動的主要場域---學校作為撰著的立足點,邦國、王朝禮則是以南宋的官僚制度為底本,從而勾勒出理想的封建制度。 第八章為結論,整合前述各章的研究成果,定位朱熹的「禮」在時代中的位置。《儀禮經傳通解》各禮所反映的南宋社會制度,說明了朱熹論「禮」重視因革的根本態度。「禮」是以心性為本,在特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