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之后,虽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与“非典”的磨难,而凭藉著香港人坚毅的意志,大陆的鼎力支持,使香港在全球的金融危机面前仍能成为世界知名的金融中心,保持着稳定与繁荣。中央政府也一直致力落实基本法中港人治港的承诺,全心全意的建设香港的未来。在经济上我们看到了香港回归后与大陆的默契配合,可是在经济稳定发展的背后,法律层面的摩擦不断,“马维琨案”、“吴嘉玲案”,在基本法的“双普选”问题上,司法管辖、法律解释权等司法争议不止。对于早已达成的“基本法”修改步伐,各方都有新的理解难以形成统一的路径。港人为何对法律层面的问题如此敏感,却对大陆在经济发展上表现出来的诚意视而不见?为何曾经“一家亲”的中国人会有如此的隔阂与误解?<br> 本文试图从二战后的整个历史环境来分析如今香港法律分歧产生的原因。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展现了二战后旧殖民地的困境,为此宗主国不得不对殖民地未来的政制发展作出让步。第二部分从帝国主义国家撤出策略入手分析了“后殖民时代”形成的原因,以及“后殖民政治”的法律、社会环境是如何形成的。第三部分集中分析了二战后政治格局变化对香港社会发展的影响,今天的法律分歧与港英政府的苦心经营是分不开的。第四部分阐述了中央政府面对香港回归所采取的宽容态度,尤其对于香港将保留整套制度的容忍。同时提出,香港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一个区域问题,香港是整个“后殖民时代”战略冲突的缩影,中国能否从“后殖民时代”的战略包围走出来,与香港“爱国者”治港能否成功息息相关。<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