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台灣獨立運動之發展與演變(1945-2000)

[[abstract]]摘要 (一、導論~二、台獨之探源)由於之前研究者對台獨的定義不清楚，以致常導致混淆。本文已提出一些面向與定義，並不拘泥於台獨的「字面意義」，試著以導論定義之台獨進程為論述中心為台獨釋義。另以「台獨進程五階段論」觀察戰前台獨之形成與發展，可以檢視許多之前被忽略的台獨元素。戰後台獨之發展與演變也曾經從這些片段的台獨歷程中，連結並尋覓其台獨靈感。 (三、台獨之再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依全球殖民地紛紛獨立的歷史潮流，理應提供台獨一次歷史良機，但1945年「八一五台獨」依然胎死腹中。雖說紳商基於個人利益的台獨謀策，未必符合當時絕大多數台灣人的意向，而難以得到迴響，但台灣長期淪為列強權力爭衡的棋子，確為戰後首波台獨夭折的關鍵要素。隨之中國內戰的餘波，牽動台灣的治亂，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未能適切地處理善後而埋下仇恨，遂使得具備現代意義的台獨重新揚起。或許「二二八事件」本身與台獨的連結性有限，但戰後台獨的源頭，與戰後台獨蔓生的養分，則無疑必指向「二二八事件」。 1950年韓戰之爆發，冷戰架構的形成，國民黨政府在台灣之「客觀的台獨」也獲得確保。不過，國民黨聲稱為了因應內、外危機與威脅，採行威權政治，造成所謂的「白色恐怖」；其中，政治案件之大宗，多數是「匪諜」案，但對於台籍人士，乃是以虛構的台獨罪行造成不少的假案、錯案與冤案。透過本文的討論，可以發覺台獨事件當事人在不同政治情境下，對本身與台獨的關係，乃作出截然不同的說辭，人性的矛盾與衝突，在此處顯露。 國民黨政府雖然被目為威權統治，但仍不忘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宣傳其屬於「自由陣營」的一員，所以，維持有限度民主成了佐證之一。只是1960年對雷震組黨事件之壓制，曝露國民黨政府威權的真實性格。雷震出獄後未停止其對台灣前途的關注，在面對台灣被排除於聯合國之外的變局，他於1972年1月發表〈救亡圖存獻議〉，開宗明義呼籲：「從速宣佈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The Democratic State of China-Taiwan)」的構想，指引另一種「形式的台獨」之可能。儘管雷震本人從不承認其為台獨，但這是其個人盲點，並不能否定雷震對台獨的啟示作用。 同樣的，1964年9月20日彭明敏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在台獨啟蒙上亦有其歷史地位。尤其在台獨仍具極端排他性的時代，宣言裡所強調「不分省籍，竭誠合作」的信念，正是「台灣命運共同體」的先聲，也是台獨走向包容，團結台灣各種不同族群的正當性訴求。即使之後台灣經歷種種民主化、本土化的過程，彭明敏當年的想法仍未被時間所淘汰，依然適用於當代，足見其超越時代的識見。 (四、海外台獨之展開)相較於雷震或彭明敏在台灣島內鼓吹民主或傳播台獨種籽的遮遮掩掩，海外台獨的言論空間顯得格外的海闊天空。「二二八事件」後，台獨精英便遠渡重洋，以廖文毅為首，先以香港為中繼站，隨即於1950年代在日本奠立台獨基礎，甚至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對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的正統地位提出挑戰；而另一支以王育德為代表的「台灣青年」系統，則吸納一些留學生成員，與臨時政府系統維持競合關係。1970年代以前，日本台獨基本上扮演台獨的中樞角色，只是，隨著廖文毅等人返台投降，加上供輸台獨新血輪的留學生逐漸以美國為主要留學國，海外台獨的發展重心很自然地移轉至美國。 1970年代以後，經過統合的海外台獨，其團體的組織運作更趨成熟。有些海外台獨乃借鏡過去第三世界國家對抗獨裁政權的經驗，而採行體制外的革命路線，參與數起暗殺及暴力行動。如此激烈的行動，除了引來美國政府的關切外，對以中產階級為主的海外台灣人社群，這種革命路線亦不易得到支持。所以，隨著島內政治民主化、本土化的發展，海外台獨尋求較為溫和的路線，無論是在人道救援、國會遊說、國際外交等工作，海外台獨都展現了積極的作為。尤其是藉著與島內台獨力量的聯繫，海外台獨將多年的經驗和主張，投射在解嚴前後的台灣島內。所以可以發現許多反對運動之改革訴求，都源自於海外台獨，足以擔當島內台獨的啟蒙先行者。 (五、台獨之整合)島內部分，1970年代之後，反對人士透過有限度的選舉逐漸集結在黨外的旗幟下，取得與國民黨相抗爭的政治舞台，而台獨也在黨外的民主訴求中以「自決」主張偷渡，只不過還不能成為黨外主流，因為當時黨外的主要敵人是國民黨，所以黨外的要務是吸納包含統派在內的所有反對運動力量，而不急於在台獨議題上攤牌。 1979年底「美麗島事件」之大逮捕，雖是黨外一次重大的挫折，但其歷史意義與影響力，卻在隔年春的軍法大審之台獨陳述裡徹底發酵。透過傳媒全程大篇幅的報導，使得台獨得到一次前所未見之全島性與國際性宣傳，「台灣住民自己決定自己的未來」、「中華民國早已經獨立」、「台灣獨立也就是中華民國獨立」等台獨論述，都是首次被公開播送。這是許多人從來沒有意識到的台獨思考點，或許因而獲得啟蒙。 後美麗島時期的黨外，其活動力與政治手腕更趨靈活，對外不只能與海外台獨的密切交流，汲取更多的台獨資源與資訊，以加強對台灣主體性論述之深度；對內也逐漸藉由遍組外圍團體的策略，厚植黨外組織政黨的實力。民主進步黨的組成，突破國民黨威權政治下的組黨封鎖，而創黨〈黨綱〉揭櫫「台灣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決定」之「住民自決」理念，以及「全民公投」的程序，皆確立「自決」與「公投」不啻為民進黨黨魂之所繫。 民進黨成立後，經過迂迴主張台獨的歷程，以及受一些台獨事件的刺激和激勵，1991年10月13日，民進黨終於通過所謂的〈台獨黨綱〉，將「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明文納入其中，使台獨從此堪稱民進黨的神主牌；從此，民進黨結束自黨外以來長期對台獨的曖昧和依違，而不再對台獨閃躲，確定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台獨黨。 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島內台獨奮力衝撞威權政治體制的時代，幾乎所有台獨鎂光燈都聚焦於民進黨身上。面對台獨主戰場已經確定遷移至島內的台獨新情勢，海外台獨為了免於成為「失根的台獨」，終究必須回歸台灣以追求台獨的實現。迨「黑名單」等箝制回歸的枷鎖紛紛被解除後，海外台獨終於定根台灣，而一嚐可以回台發展台獨的宿願，只是，後續所需面對的現實與挑戰，其艱難的程度卻不亞於海外所曾經面臨的困境。海外台獨步上民進黨後塵而進入中華民國體制內尋求公職身分，最後消融在島內的台獨洪流裡，似乎是難以避免的宿命；畢竟，海外台獨的歷史扮演幾乎已經走到歷史盡頭。 同樣的，民進黨身為島內台獨的代表性力量，必須面對近半世紀國民黨根深柢固的反台獨之法統認同，同時又必須整合包括海外台獨在內的各方台獨勢力，如何在堅持台獨黨魂與政治現實的妥協之間求取平衡點，實為不易。至於其更大的考驗，不僅在打破國民黨長期的一黨執政和壟斷，也在試煉與「第一位台灣人總統」李登輝的競爭與合作關係。 「李登輝路線」在國民黨內成為主流之後，大量接受早期黨外到民進黨，甚至海外台獨許多民主化、本土化的主張。這些訴求、主張背後，正是台獨賴以滋養與茁壯的土壤。李登輝初掌權位之始，深諳運用兩手策略之哲學，一方面以反台獨、謹守一中，使國民黨法統力量不得不為其羽翼；另一方面，又大步推展「實質的台獨」之進程，讓台獨很難不助其一臂之力。國民黨法統勢力固然懷疑李登輝的台獨走向，卻苦無實證可加撻伐；民進黨也因「李登輝情結」之箝制，而時常陷入台獨資源被李瓜分的窘境。固然博取台獨之支援轉化為己身動能，讓李登輝陷入台獨疑義之風暴，但李同時也接收多年台獨奮鬥的成果。 1999年7月李登輝斷然宣示「特殊兩國論」，令台獨躍升至「主觀的台獨」之進程。相較於李登輝卸任前對台獨進程的大步推進，2000年帶領長期主張台獨之民進黨執政的陳水扁，反而於就任總統職位時發表「四不一沒有」，宣示將所有台獨進程的主動權完全拋棄，之後一些台獨立場的反覆舉措，往往常令人摸不著頭緒，讓許多長期堅信台獨信念的民進黨支持群眾大失所望。 (六、台獨之制約與轉型)但無論如何，台獨進程能否持續推升的一大關鍵，除了台獨本身實力外，還需衡量反台獨的浪潮有多大。反台獨力量主要有兩股，一在台灣內部，主要為兩蔣法統勢力的遺緒與族群間政治認同之糾葛，另一則為外部逐漸崛起之中國。雖然台灣民主的體制仍有其脆弱的一面，但基本上內部台獨與反台獨的鬥爭，還可仰賴民主機制之調和，而不至陷入絕對的僵局。可是外部中國強權對台獨之威壓，動輒以武力恫嚇，則不是光憑理性的呼喚就能排解。 中國仗持其不斷上升之國力，急於取得主導亞太地緣戰略的優勢，而台灣位於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一方面是折衝海權國家與陸權國家利益的重要據點之一；另一方面，又是掌控亞太區域南、北交通航線的樞紐，亦即台灣的戰略歸屬將直接影響中國能否全盤掌控亞太的航線與戰略形勢。要言之，在多重利益的考量，以及本身尚未達高度發展的情況下，中國將很難放棄「兼併」或「統一」台灣的走向。同樣地，在地緣政治的架構下，美國、日本等強權也很難不扮演平衡的角色。 總之，如果台獨所追求的是「客觀的台獨」，則早在1949年蔣介石總統高倡「反共復國」的時代就已經達成；如果是台獨期待的是「實質的台獨」，則1990年代經歷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的民主化過程，台灣也已經完成其中的步驟。若台獨僅止於滿足台獨進程發展至此，則與中國的統一方案未必沒有交集之處。然而，台灣主體性文化、政治認同之發展趨勢，已經形成主流價值，即「主觀的台獨」之進程已經不能回頭，所以，許多人對「形式的台獨」與「法理的台獨」之追求依然奮鬥不懈，只是在等待時機而已。 (七、結論)無論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如何，以仇恨為歸結的中國一統，不只是台獨的哀歌，也將是中國歷史的莫大污點；同樣地，沒有智慧與包容的台獨，不只會一夕斷喪多年辛苦累積的台獨資產，亦將令台灣歷史再添悲情的篇章。審視及沉思戰後台獨之發展與演變，應當有更多的啟示與領悟。